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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石珠 女 1932年生

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,一出生,家人就把她放进马桶,不留她存活的余地。可是三天过去了,她还没死,命不该绝,隔壁邻居见了不忍,就抱养她做童养媳。4岁那年,比她大13岁的男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,从此杳无音讯,不久,公婆又相继去世,生活更加艰难。1950年,她终于等到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,他们立马结婚,她18岁,他31岁。

罗志灶 男 1943年生

过去家庭一直很困难,后来孩子大了,生活刚有起色,可是祸从天降,大儿子被电击身亡,家里失去了顶梁柱,生活又回到了贫困的状态。他长时间沉浸在悲痛之中,患了抑郁症。扶贫单位请来了医生给他开导,他从悲痛中走了出来,开始了脱贫的笫一步。

吴梅英 女 1941年生

她说,人有命,但我不认命。50岁那年,她丈夫去世,房屋毁于一场大火,孙子夭折,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,这一连串的打击,并没有让她趴下,她灰头土脸地站起来了,而且挺过来了。如今,儿子承包了采石场,一年净利润30多万元,孙子也结婚生子了。

余成庆 男 1932年生

四兄弟中,老大96岁,老四83岁,他排行老二。我们去他家拍照时,他正好下地干活去了,好半天才把他找回来。看到他的体态和动作很特别,一问才知道是前一段上山干活摔断了肩胛骨,医生说要动大手术,否则会畸形,他打听到手术要花好几万元,便放弃治疗,说,“畸形就畸形,能干活就行。”

林维明 男 1933年生

爷爷是秀才,因乐善好施,官署送了“齿德堪推”的牌匾。最鼎盛时,二座大房子住着二百多人。到他父辈开始败落,他童年只能去看牛而不能上学。据说家里有个装秀才帽的精致盒子,家里的女人不识货,拿来装谷糠喂鸡鸭,前二年听人说这东西蛮值钱的,才洗干净了藏起来。

余葵花 女 1916年生

丈夫16岁参加革命,18岁娶了她,从此结为革命伴侣。丈夫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,解放后她回到村里当一个普通的农妇,每月领几百元补贴。当地革命纪念馆里展览着她的照片和事迹,但却把她的名字写错了,拍完照离开时,她再三叮嘱,跟馆长说一声,我的名字叫“葵花”不叫“其花”,要改过来。

上官克原 男 1927年

解放那年他24岁,正月十五解放,三月二十八土匪攻打占领了他的村子。过去,乡亲们饱受土匪抢掠之苦,如今解放了,怎么还能让这些家伙卷土重来蹂躏百姓呢?作为民兵连长,他吃了称砣铁了心,拼了!他带领全体民兵跟土匪恶战一个月,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把土匪打垮赶跑了。战斗中牺牲了六个人,他是幸存者,说起这件事,他既沉重又自豪,他说,这也算是上战场了。

雷成森 男 1927年生

1958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,一当就是27年。这期间,村里建了一座石拱桥,建了一所小学,还为集体办了一个碾米厂。他得到了乡亲们的信赖,他儿子又被推为支部书记,又干了二十年。二代人为村民服务47年,没有为自己谋一丁点利益,看他那双畸形的手,再看看他那空空荡荡的家,让人心生敬意。

李启钰 男 1936年生

1960年当选生产队长,那几年正是全国闹饥荒的时候,国家很困难,当队长除了要搞好生产多打粮食,还要带领乡亲们超额完成粮食任务,当时所在小队30户人家,要完成70担公粮和200多担统购粮任务,国家任务是铁的,一定要完成,那么,自已就只能多吃杂粮了。

吴汉清 男 1929年生

1952年入党,从生产队长当到大队支部书记,干了三十多年。他说当年到县里去开扩干会,要自己带被褥,往返七八十里路都是走着来回,开会时,饭管饱,还能吃上肉。他还记得,上级领导下乡,就到他家吃稀饭,配咸菜,每天交一斤粮票,三角钱,有时来的人多了,还得到邻居家借米。目前家里只剩他与老伴二人,享受低保,每月领300多元补助,还可以领到200元退班补贴。

张仕乾 男 1939年生

2岁的时候母亲因难产去世,他和父亲相依为命。童年的他,既缺营养又缺爱,只长年龄不长个。或许是这种苦难的经历对他的思想、性格产生了影响,他做人老实厚道,乐于帮助别人,而这种品格又为儿孙树立了榜样,儿子是个勤勉的村干部,女儿深受乡亲拥戴,连任三届村支书,孙女就读于医科大学。